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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志:党的报告制度的建立及启示

2019-11-11 12:16:18 作者:匿名

1948年初,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解放迎来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此为重要标志,报告制度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它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70多年后的今天,对党如何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报告制度的深入思考,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实现“两个保持”、赢得具有许多新历史特征的新时期的伟大斗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报告制度的介绍和特点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建议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能够帮助各地在革命战争前后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争取更大的胜利,从那一年起建立报告制度。报告制度规定,中央局和分局的秘书负责(自己做,而不是秘书),每两个月向中央政府及其主席提交一份全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该地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活动的发展,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和趋势,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和趋势的办法。野战军和军区首长必须随时报告和协商他们的作战政策,并根据过去的规定,每月报告一次他们的军事成就、损失和兵力。此外,他们必须每两个月提交一份全面的政策报告并进行咨询。其内容包括军队纪律、物质生活、官兵情绪、官兵偏差、克服偏差的方法、技术战术的进步或倒退、敌军的优缺点和士气、我军的政治工作、我军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和克服偏差的方法的执行、军民关系和各行各业人民的趋势。综合报告的内容应简明扼要,文字应简明扼要,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或争议。

同年3月14日,毛泽东在接到邓小平3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新解放区总体战略和政策的报告后,指示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他在评论中高度评价了这份报告,并指出:“要求你每两个月(一年六次)提交一份全面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向我们报告这一战略和政策的规定、实施这一战略和政策的结果,以及你根据这一结果进行的自我审查(这是你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务)。”

同年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除了严格遵守规定的报告制度外,还要向其下属发送所有政策和战略性质的指示和答复的副本。中央政府还必须了解下属的政策和战略报告的重要内容。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有义务和权利随时向中央委员会或其主席报告情况和提出意见。

同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一份2000字的电报给林彪和东北局,严厉批评林彪自6个月前收到中央关于汇报制度的规定以来,未能按照规定向中央政府全面汇报,“使我们完全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件事上采取这样敷衍的态度。”电报指出:“我们在五月告诉你们,即使在大别山这样的严峻环境下,邓小平同志也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央主席作了全面的汇报,并将邓小平同志的来电转发给你们阅读。你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你为什么不能做这个报告?”"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有一种不守纪律的想法."

当月20日,在接到林彪的检讨和综合报告后,毛泽东给林彪回了电话:“这份综合报告与个别报告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没有冲突。只有在这些报告可以获得并重复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大战略区域的全貌。写这种报告的同志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仅要互相联系,而且要把自己从具体问题和各种事务中解脱出来,在共性的基础上考虑一下全局,这对一个领导同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样的思考,领导力将会失败。”22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再次致电东北局,指出:“你的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一些严重存在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这些完全不适用于目前的大规模战争。”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和前委的指示,要求各领导机关按照东北局的办法,在一至几次会议上认真审议这些问题。“就因为我们做了几份全面的报告,我们不能不回顾这个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还没有解决,近几年才开始认真解决。”

上述指示和电报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建立全面汇报制度,把这一制度提高到加强党的纪律和确保国家胜利的高度。从指示和电报的内容来看,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强调报告的全面性和政策性。这种报告不是对具体工作的请示,而是反映战略区域在政治、军事、经济、党建等方面的重大政策和战略问题的具有总体意义的研究型报告。

二是强调报告的问题和针对性。这种报告不是一般的综合报告或统计报告,而是对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倾向性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利弊随形势和任务的发展而变化的调查报告。

第三是强调报告的及时性和重点。这种报告不是一份随时间变化的总结报告,涵盖了所有方面,而是一份分析报告,抓住了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简明扼要。

这种综合报告不仅是对一般工作报告的补充,也是对具体交易报告的超越和升华。这种报道要求作者不仅要有远见卓识的宏观视野和全局观,还要有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敏锐性和辩证思维,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务实作风,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些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主要领导亲自写,而不是假扮成别人。获得大量此类报告可以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撰写此类报告还可以使战略领域的领导人更全面地了解该地区的总体局势,从而更有效地承担领导责任。

二,建立报告制度的历史背景和重要作用

既然报告制度的建立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们党直到一九四八年初才提出和强调这个问题?这与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密切相关。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十二万刘邓军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线,挺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同年8月和9月,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8万人,以及陈毅、苏羽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相继进入中原,发起战略进攻。这是过去一个世纪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报告中指出的:“这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从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从发展到消灭帝国主义统治的转折点。这是一件大事...一旦这一事件发生,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胜利。”毛泽东的判断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胜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然而,局势令人欣慰和紧迫。赢得军事斗争没有多少悬念,但要赢得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仍然有各种困难。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战争的发展,大面积地区成为新解放区,迫切需要制定各种新的地区政策。由于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和人口的急剧增加,恢复生产和解决民生难题日益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的问题就摆在全党面前。展望不久的将来,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阶段即将结束,建立政权和进一步建设国家的新阶段即将开始。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国防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党的任务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场全新的考验。

形势的迅速发展和胜利的早日到来大大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当务之急是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迎接新的挑战。但是,党的现状和形势任务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离不开我们党的成长和壮大的发展过程。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巨大的地区差异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从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最初分别建立在农村地区,从分散的状态逐渐聚集和扩大到大解放区,表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归大海的特点。这一独特的革命发展过程,使各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自己的特点,这是党的总路线和总原则与地方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各地区党组织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适应了各地区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地区主义、分散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政策和战略上走自己的路的倾向。当革命斗争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农村走向城市时,总体的、共同的问题日益增多,这种消极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到1948年初,中国革命迅速发展,许多解放区联系在一起,全国胜利在望。克服这种负面影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事实上,这种影响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948年1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局长Xi中训向中央报告,在新解放区,一些部队违反纪律,没收了商人和敌军军官及其家属的财产,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月4日,Xi中训再次向中央汇报,指出在旧区土地改革中照搬新区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罢工区过宽的问题。Xi·仲勋的两篇报道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1月9日,毛泽东的指示转发了Xi中训1月2日的报告并发表了评论。同一天,他致电西北局,同意Xi中训关于老区土地改革的意见。Xi中训的报告反映了各地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偏差,不得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收到报告后仅几天,毛泽东就起草了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在此期间,毛泽东非常重视各地区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执行。他经常在政策问题上主动征求前线,特别是新解放区重要领导干部的意见。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磋商。2月6日,他打电话给晋绥党的领导人、西北党的领导人、进军中原三军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就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进行了磋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重视把地方党政军领导人报告中反映的成功经验转移到其他地区,指导全国工作。除上述批准给Xi中训和邓小平的报告外,邓子恢关于渤海军事整顿经验的报告、彭怀德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等。也相继获得批准。这一切对确保我们党顺利度过历史转折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完善和深化报告制度

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建立全面汇报制度,首先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中央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各地区工作的大局,把握大局,制定统一的国家政策。然而,随着国家胜利的临近,加强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建立国家政权做准备,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报告制度。如果说建立全面汇报制度是为了弥补一般工作报告的不足和不足,那么,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汇报制度,作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一项重大措施,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全面报告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就从制度建设层面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规定了这种以政策为基础的定期全面报告和请示制度,是因为党的七大以后,中央局、分局中还有一些同志(不是全部)不了解提前或事后向中央报告和请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者只作了一些技术报告和请示。因此,中央政府不知道或不完全了解其重要(而不是次要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从而造成某些无法挽救、难以挽救或可以挽救但遭受损失的事情。”因此,它严肃地指出了缺乏报告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并强调了就重大政策问题向中央政府报告的原则。此后,毛泽东在对邓小平3月8日综合报告的评论中强调:“没有全面的战略和政策视角,中国革命永远不会胜利。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天生自满,缺乏战略和政策观点,而对中央政府的指示视而不见(他们不审查、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本不应该忙于的事情,忽视战略和政策指导,这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在这里,毛泽东把建立全面的战略和政策观同反对领导干部自满和无视中央政府指示联系起来。他不仅批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而且批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错误,强调中央政府指示的权威性。

在这一历史阶段,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并将加强报告制度与保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联系起来,提高到加强党的纪律的高度。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份把华东局转交给鲁兵团负责人的报告,并通知了中央局、分局和前委。他批评了山东兵团的政策偏差,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都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未经中央同意,任何下属机关不得随意修改。”电报严厉批评了各地工作中存在的不组织、不纪律、不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的现象,如不事先请示,事后不汇报。电报强调:“随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我们党已经走上夺取国家政权的直接道路...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党减少(而不是取消)各地方军队的自治权,把国家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政府,把各地区和各部分统一于中央政府委托的领导机关。”电报表明,党中央通过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为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决战和新中国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正是从这个战略高度,党中央一再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1948年7月26日,毛泽东向中央各局、分局、前委起草了中央政府指示,重申:“我希望你们严格监督你们所属的严格报告制度。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中央报告制度,彻底消除不事先请示、不事后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一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同年8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中央军委野战军、军区、中央局、分局的报告,以转发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团长关于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和训练巩固计划的报告。电报批评一些干部“仍然把他们指挥的野战部队或军区单位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待,仍然没有认真地回顾和思考中央政府动员党反对这种不守纪律的国家的危险倾向。”他说:“我们希望所有野战军和所有后方军区都有内容全面、分析全面、结论全面的报告。”。“我们现在警告各团、各军区的负责同志,在战争的第三年,我们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完整的报告制度,把这件事作为绝对不允许违反的命令。报告的内容必须分析和总结,不能为空。有必要说优缺点和错误,不仅是优点和优点,也是缺点和错误。”

同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各局、分局、军区、军委各支部和原委员会请示汇报制度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详细规定了各项任务中哪些决定属于中央政府,必须先报中央政府批准才能执行,然后再报中央政府审查。因此,包括综合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在内的完整报告系统已经正式建立。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的职权和责任已经明确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得将中央和中央委托执行中央路线和政策任务的机构(即中央局、分局、军委小组委员会和原委员会)置于同等地位。相反,必须向党内党外公开宣布,中央政府委托的机关执行中央路线的政策和任务。所有中央局、分局、军事委员会和前委员会在发布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指示时也必须注意这一点。他们不能与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甚至不能对党内军队施加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表明,维护中央权威是党内政治纪律和制度的重大问题。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建设中的重要探索,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一些启示

回顾7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总结我们党应对重大历史变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赢得具有许多新历史特征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与过去和现在相比,虽然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我们党正处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948年,经过20多年的血腥斗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了解放自己的胜利曙光。这是自1840年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重大变化。中国人民将很快实现自己站立的历史目标,开始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阶段向实现民族繁荣、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进程。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党经过艰苦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正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阶段。长期遭受苦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立、富裕到强大的大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转折点和中间站,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则将深刻改变世界版图。这一变局的内容更加广泛深刻,影响更加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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